【美国移民讯】 2017年4月25日 编辑：小美说“汉堡，”我叔叔在新泽西唯一一家像样的中国餐馆内隔着桌子指着我说道。“莉萨喜欢汉堡。对吧，莉萨”
我回答是或是不，都无关紧要。我是这个家族中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个成员，所以这个决定老早就有人替我做了。他们料想我会背弃中国饮食而喜好美国食品：皇堡(Whoppers)、加奶酪的4盎司牛肉堡(Quarter Pounders)和带洋葱的白城堡汉堡(White Castle)。我后来的确这样。
对我的亲戚——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移民——而言，这是我被同化而他们没有这样的证明。“你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，”当我和表兄弟/姐妹央求着要吃大力水手(Popeyes)炸鸡而非咸鱼时，父亲会摇着头这样说。
那是1986年，我当时10岁，我们家正奔跑在成为十足的美国人的快车道上。我们是街区里第一个拥有微波炉的家庭，我母亲说我们可以在里面“照射”和“微爆”我们的食物。早餐是一大块微波加热的“萨拉-李牌”(Sara Lee)冷冻磅蛋糕。我们撕掉斯旺森(Swanson)的饿汉(Hungry-Man)电视便餐的塑料包装，享用玉米粒、土豆泥和奶油朱古力块。我会用微波炉加热法式面包披萨，当作放学后的零食，会吃奇多(Cheetos)膨化食品、品客(Pringles)薯片，还会直接从罐子取雀巢柠檬茶粉吃。
在《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》(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)允许更多非欧洲人移民到美国之前，我的父母经历了战争和独裁统治。因为在童年尝尽艰辛，他们出于过度补偿的心理——同时伴随一种负罪感——任由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我被鼓励同化，却也因此被指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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